82年生的金智英


金智英,是韓國八十年代最常見的女性名字。

小說的主人公金智英,出生於1982年的首爾市。父親是公務員,母親是家庭主婦,有一個大兩歲的姐姐,和一個小五歲的弟弟。

從任何維度上看,都是一副平淡而順理成章的模樣。

不過在平靜的湖面之下,普普通通的金智英,正經歷著許多令他窒息的性別困境。



和智英一家同住的,還有奶奶高順芬,他對家裡唯一的男孫無比寶貝。

飯桌上,智英總是要等弟弟吃飽才能動筷,偶爾偷吃弟弟的奶粉,就會被奶奶狠狠地朝背部拍下去,痛得他眼淚汪汪。


在飯菜按性別分配的時代,女孩總是巴巴地看著肉被首先送到奶奶的“金孫”碗裡。
這些重男輕女的觀念,自奶奶年輕時就深深地烙在他的腦海裡。

奶奶獨自拉扯大了四個兒子,卻對懶惰的丈夫毫無怨言。在他看來,只要丈夫不偷腥、不打人,就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。

這樣勞碌的一生,自然讓他對只生了一個男孫的兒媳不滿。

“要生個兒子啊,一定要有個兒子才行。”

因此,當二女兒智英出生時,母親忍不住抱著襁褓中的他哭泣。


韓國的墮胎罪將在2021年被廢除,此前的68年,女性的子宮從不屬於自己。
智英的母親,也非生來就是母親。

母親名叫吳美淑。雖然成績很好,但美淑自十五歲起便輟學,獨自北上首爾打工,把沒日沒夜工作賺到的薪水用作哥哥弟弟的學費。

在城市化啟蒙的年代,農村人口如潮水般湧進大都市,家裡的男丁被賦予了搶占先機的使命。

“只有兒子出人頭地,全家才有希望。”

直到三個兄弟在美淑的幫助下陸續從大學畢業,家人對前途光明的兒子滿口稱讚,無人提及女兒的犧牲。

美淑這才意識到,原來在以家人為名的範圍內,機會和讚美永遠輪不到他。

於是他選擇了婚姻,收起自己的名字,成為一名默默付出的母親。


雖然這一切都不是母親的選擇,卻得由母親全權負責。
就像80年代任何一位平凡的女性,智英就這樣不被期待地長大,習慣犧牲,習慣失望。

小學男同桌總是欺負智英,用手臂撞他,拿他東西,讓他在課堂上出糗。

智英哭著為自己抗爭,只換來老師的一句敷衍:”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,男孩子都會欺負喜歡的女生。”

為了不變成過於敏感的麻煩精,他選擇了調離位置後息事寧人。

同樣地,幾年過後,在前往中學補習班的路上,智英被陌生人尾隨,還遭到了父親斥責 —— ”為什麼裙子那麼短?“

那一刻,他依然沒有為自己辯護。

他一直在這樣的教育下長大:危險要自己懂得避開,否則問題出在不懂得避開的人身上。


乃至進入大學,智英總是因為女生身份而在社團活動中被剝奪話事權。

他仍不自覺默認,女生當社長太辛苦了,在力所能及的地方為男生加油就好。

雖然有點委屈,但當他看著周圍的人,一切變得理所當然 ——

大家都是這樣過來的。

“為什麼女性不需要努力工作”

如果說,金智英成長時期的傷痛,早已隨著時代變遷而消退,那麼他步入職場後的遭遇,則是書中共鳴最強烈的部分。

據出版社統計,78%的購書人群,是出生於1989-1999年間的女性。

這個年齡段的韓國女性,正處於一個難以抉擇的十字路口:

職場、結婚、生育,以及三者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。

正如一位讀者留言:“想到還有許多和我一樣的女性,既欣慰又痛苦。”


不僅在韓國,海外出道的金智英更被稱為東亞三國的指定讀本。
小說中,金智英的姐姐希望成為電視製作人,卻被家人勸說去讀師範學校。

為此,姐姐和母親爭論:“這確實是一份能兼顧小孩的工作,那應該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好工作才對,為什麼只有對女生來說是好工作?”



現實中,25歲的允京(音譯)是一名韓民族日報的記者。對於就業,他曾和長輩們進行了車輪戰式辯論。

“記者跑來跑去不穩定,你要怎麼過家庭生活?”

“教師不好嗎?教書才是女孩子的最優選擇,你以後會後悔的!”

與書中的情節如出一轍。

”很少有人問男記者他們為什麼選擇這個職業,而我卻需要去說服人們。”


雖然面孔各異、經驗有別,但允京總是在金智英身上看到相似的自己。圖/韓民族日報
1990年出生的秀珍(化名)經歷著同樣的困惑。

畢業於金融專業的他,目睹了許多女同學在就業壓力下,非本意地選擇了秘書、教師等偏好女性的職業。

“這就像一個專為女性而設的‘陷阱’。父母會勸說女兒沒必要衝鋒陷陣,你也漸漸被安穩的生活誘惑。但安穩往往意味著較少的收入。”


韓國公司入職照裡的男性總是壓倒性地多。據統計,韓國25-34歲女性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受教育程度最高,就業水平卻排在第30位。
小說中,智英作為未婚未育的女員工,默認被放逐在項目組之外,幹些可有可無的雜活。

唯一被重視的時刻,就是在酒席上應付難纏的甲方。


智英作為最年輕的女員工,理所當然地成為上司的人工咖啡機。
同樣地,秀珍順利入職後,被辦公室裡的氣氛壓得喘不過氣來。

最令他厭惡的,莫過於上司要求他在推廣活動中帶頭跳廣播體操。僅僅是因為“在男多女少的公司活動裡,大家都想看美女領操”。

這位讓他領操的上司,卻總是在派遣重要任務時有意無意地繞過秀珍。

辦公室裡橫亙著一層玻璃天花板,他看得見卻觸不到。


調查顯示,韓國的玻璃天花板指數處於經合組織成員國里的最高位。
智英感覺自己彷彿站在迷宮的中央,一直以來都腳踏實地地找尋出口。今天卻有人突然告訴他,其實打從一開始,這個迷宮就沒有設置出口。

在入職的第三年,公司裡唯一一位女課長的辭職,讓秀珍徹底灰了心。

女課長在課長的位置上呆了整整十年。

高層認為他會隨時結婚生子,從不指派重要任務;部下害怕項目突然中斷,不願成為他的組員。

為了證明自己,課長甚至把私人時間都用在工作上,結婚育兒計劃通通延後,卻始終還不回一個晉升的機會。

最終,心灰意冷的他還是告別了職場,回歸家庭。


經合組織調查發現,韓國目前只有約10%的管理職位由女性擔任。
在長輩的催生壓力下,面對一臉輕鬆的丈夫,智英忍不住質問:

“我現在很可能會因為生了孩子而失去青春、健康、工作,社會人脈,還有人生規劃、未來夢想等種種,所以才會一直只看見自己失去的東西。”

“但是你呢?你會失去什麼?”


智英因為長期帶小孩患上了手腕關節勞損,卻抽不出時間看醫生。
在韓國高強高壓的職場氛圍裡,懷孕對女員工而言,通常意味著離職。

在首爾,每月僱傭保姆的費用,抵得上工薪族一個月的收入。

與此同時,在首都圈人口占50%的韓國,讓待在地方老家的父母千里迢迢上京育兒,也非社會的傳統選擇。

既然夫婦同時在職育兒的設想難以實現,那麼必須有一方作出犧牲。

那個被默認需要辭職的人,通常是收入較低的妻子。


世界經濟論壇報告顯示,韓國男性與女性的薪酬差距在149個國家中是最大的。圖/金智英們的世界
孩子出生後,智英放棄了自己的工作,每天被繁重的家務纏身,身心承受著巨大壓力。

他也曾想過重返社會,卻發現在加班文化突出的韓國職場裡,願意僱傭自己的,只剩下允許彈性上班的雪糕店。


智英十幾年累積的名校履歷和職場經驗,通通化為虛無。
現實中,1987年出生的志英(音譯)經歷了兩年的全職育兒後,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工作。

“面試時他們會問,你在工作的時候,如果孩子有突發狀況怎麼辦?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。”


生育後的女性總是被默認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家庭。圖/金智英們的世界
在韓國,這樣的現像被稱為“強力斷工/강력단절”,即女性在生育後,突然陷入職場和社交雙失的困境。

數據顯示,約有45%的韓國女性在生育後經歷“強力斷工困境”,平均持續時長達8.4年。

等到孩子長大後,這些女性也會因為過長的空白期等原因,無法以正職身份回到原來的職場。

目前,韓國每10位複職媽媽中,有6位正做著派遣性質的非正式工作。


他們是一群在社會生活中失去名字的人,大部分時間都只能作為XX(孩子名字)媽媽存在。
無論怎樣努力,韓國女性的命運似乎都殊途同歸。

“明明不是因為工作能力差或者不腳踏實地而搞丟飯碗,卻依舊失去了工作。”

之前的人生履歷通通都被封印,從此只剩下母親這一個身份,成為社會裡的透明人。

金智英在這樣的環境裡窒息。

在書的結尾,他從產後抑鬱滑向嚴重的精神分裂,開始以其他人的口吻講話。

不到40歲的智英,徹底失去了自己的聲音。

本文章發表於:電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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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則回應

匿名

2019-12-19 22:24 #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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匿名

2019-12-29 02:48 #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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